136.国家意识
蒋方震看了这些建党的计划之后，简直惊呆了。
民初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带来的政治新气象，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潮流不断发展的象征。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新兴阶级阶层的力量还很软弱，政党观念的传播还很不充分，传统旧观念的影响还无法消除，加之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使民初政党林立的局面很难维持，很多政党的基础很不巩固，分分合合，旋生旋灭，政党及其活动纷乱、庞杂，跨党严重，党纲内容空洞、含义模糊、彼此雷同。
而且，民初政党还存在着组织涣散、脱离民众、党纪松弛等特点。当时各政党都不注重组织纪律建设，严重脱离民众，甚至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多数政党没有基层组织，也很少与下层民众发生联系。即使是几个大党，其活动重心也主要在社会上层，集中于达官贵人，名流政客，忙于国会中的联合争斗。从一定程度上讲，民初所谓的政党活动，实际上就是少数党魁的活动。
事实上政党是一个社会组织,确切地说是一个政治组织,是人们为了合理而有效地达到特定目标而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结构,比较严谨的制度化的群体。先进地政党应符合以下条件或具备这么几个特怔：
第一是党的目标的明确性,合理性,目标是党的灵魂,没有目标。党就不能产行也不能存在,先进地政党,其目标应是明确的合理的。
第二是党的组织结构的稳定性。组织结构就是党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地结合模式,只有相对稳定组织结构才能存在和发展。
第三是党的组织制度的健全性。组织制度规定了党的角色,其权力与义务,以及组织运作的程序。制度的健全是使组织步入了有序运行地条件。
可惜这种些都不是那些政党所具备地,由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还处在萌芽阶段。所以在蒋方震的认知范围内，政党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罢了。蒋方震过去显然没想到一个政党竟然需要这么多条条框框。
因此民国初年星星总总的政党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党派不仅仅只是党派,不是战斗的先锋队,未来我们地党,并不是一个像现在的国内政党这样的松散的政客联盟,而将是一个有着党纲,党章,有严密组织系统和活动方式,党员入党有一定条件和程序的政党。
蒋方震看着面前厚厚的稿子一时说不出话来。于是，李默涵干脆乘机再进一步，给蒋方震进一步讲解自己对时下所谓各路政党的见解与看法。
眼下的各路政党，基本都是照搬了西方的模式，在其实施运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这表现为:“党派林立，党争不休，原则模糊，独立依附，惟利是趋，本性使然，党中见党，派复有派，分和无常，脱党跨党，进出自由，党德败坏，因人而党，主义无别，政见雷同”，甚至同一人同时为两党甚至多党的成员等等。所以，至终，他们也未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
眼下的中国如果实行政党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什么呢？首先，在政治结构上，中国眼下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德、日的现代化道路启示我们，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近代中国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由于是由地方汉族势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导而缺乏中央集权统一领导而失败；另一个更重要的后果是，由于汉人地方势力是以武力而坐大，这就为以后的军阀政治种下了种子。因此，地方主义削弱了近代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必须的中央政府的权威。
其次在经济结构上，眼下的中国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基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归为两种，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
英美模式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社会力量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日益强大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日益强大，作为社会力量主导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发生变迁。德、日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现代化和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事实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缺乏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土壤。英美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阶级力量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眼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软弱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民初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之主导力量的现实，也决定了它无法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政治上造成一个强固的核心势力。
第三，在思想观念，时下的中国政治家门的观念与时机脱节。政党政治，民主选举是最终的目标，但是在一个国家不统一，政治经济都不强大的前提下，盲目追求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模式，实行分权而非集权模式，结果分权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缺位和权威的丧失，继而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失败。
李默涵说道：“眼下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有强大权威的中央政权，集合全部的力量做好一件事或者几件事。独裁也许有很大的弊端，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却能发挥出高效率的优势。”
蒋方震说道：“既然你说独裁也有好的一面，那袁世凯想要称帝，想要乾纲独断，你为什么又不支持呢？”
李默涵说道：“百里你去过日本，应该知道日本那样的国家，其实他们百姓的税赋不必中国的百姓少。可他们为什么那么狂热地拥护他们的政府？因为日本的统治者不是某个家族或某个集团以谋取私利为目的。他们为的是日本扩张的理想，国家强大了，它的国民自然能从中得到好处。而袁世凯呢？对内用强，对外丧权辱国，这样的人要再成为全国的独裁者，那中国的前途就彻底一片黯淡了。”
蒋方震想了想，点头道：“有道理，一个统治者只想着为自己的家族或者小集团谋利，那么就会忽略百姓的感受。统治者不爱自己的人民，人民自然不会爱戴统治者，继而认为这国家与自己无关，只是皇帝家的。长期以往，人民就不会热爱自己的祖国。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就无法培养出国家意识。而国家意识的缺失，一直是中国的大问题。”
龚自珍是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词作者。他有个儿子叫龚半伦。说起这龚半伦，他果真是个人才，听说在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做了英国公使的翻译，并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在后世，英语四级的大学生都未必能说上几句完整的英语句子。一百多年的龚半伦就能担任外交翻译了，这人的才智肯定不差。
不过，据说这龚半伦在代表英国与清朝恭亲王谈判的过程中是百般刁难，一点脸也不给，最后恭王怒骂：“你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
龚半伦大义凛然地回答：“我父亲不得入翰林，我穷到靠外国人糊口，朝廷于我龚氏，何恩之有？！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你们堵死，还被尔等贪官盘剥的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李默涵对蒋方震的补充很是赞同，他说道：“百里，你说的不错，这就是国家意识，这种意识能使每个人找到归属和方向，让民族团结，让国家富强。”
蒋方震又补充道：“但是眼下，我们的教育存在缺陷，灌输的我们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所谓地大物博的广阔疆域。这些当然十分必要，对国家的认同，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由此生长。但对国民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却语焉不详。比如日本，他们从小就教育国民，日本是个岛国，资源少，人口多，日本想要生产下去，就必须对外扩张。”
李默涵对蒋方震才能的赏识更进一步，他说道：“你说的不错。没有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国家意识的国民，不可能成为一个爱国者。培养国家意识就是培养国民对民族、对传统文化、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归属感。只有树立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才能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蒋方震心潮澎湃，他说道：“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我的思路一下就清晰了。首先，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后集中全部力量建设国家和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只有到了于内人民富足，于外能抵御外虏之后，才能谈其他。”
李默涵扶着蒋方震的肩膀，说道：“能有这样眼界的人，放眼全国都没有几人，所以我才花了大力气把百里你从袁世凯那里挖过来。现在，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吗？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之梦。”
蒋百里双脚并拢，用力踏地，啪的敬了一个礼，“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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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带来的政治新气象，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潮流不断发展的象征。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新兴阶级阶层的力量还很软弱，政党观念的传播还很不充分，传统旧观念的影响还无法消除，加之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使民初政党林立的局面很难维持，很多政党的基础很不巩固，分分合合，旋生旋灭，政党及其活动纷乱、庞杂，跨党严重，党纲内容空洞、含义模糊、彼此雷同。
而且，民初政党还存在着组织涣散、脱离民众、党纪松弛等特点。当时各政党都不注重组织纪律建设，严重脱离民众，甚至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多数政党没有基层组织，也很少与下层民众发生联系。即使是几个大党，其活动重心也主要在社会上层，集中于达官贵人，名流政客，忙于国会中的联合争斗。从一定程度上讲，民初所谓的政党活动，实际上就是少数党魁的活动。
事实上政党是一个社会组织,确切地说是一个政治组织,是人们为了合理而有效地达到特定目标而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结构,比较严谨的制度化的群体。先进地政党应符合以下条件或具备这么几个特怔：
第一是党的目标的明确性,合理性,目标是党的灵魂,没有目标。党就不能产行也不能存在,先进地政党,其目标应是明确的合理的。
第二是党的组织结构的稳定性。组织结构就是党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地结合模式,只有相对稳定组织结构才能存在和发展。
第三是党的组织制度的健全性。组织制度规定了党的角色,其权力与义务,以及组织运作的程序。制度的健全是使组织步入了有序运行地条件。
可惜这种些都不是那些政党所具备地,由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还处在萌芽阶段。所以在蒋方震的认知范围内，政党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罢了。蒋方震过去显然没想到一个政党竟然需要这么多条条框框。
因此民国初年星星总总的政党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党派不仅仅只是党派,不是战斗的先锋队,未来我们地党,并不是一个像现在的国内政党这样的松散的政客联盟,而将是一个有着党纲,党章,有严密组织系统和活动方式,党员入党有一定条件和程序的政党。
蒋方震看着面前厚厚的稿子一时说不出话来。于是，李默涵干脆乘机再进一步，给蒋方震进一步讲解自己对时下所谓各路政党的见解与看法。
眼下的各路政党，基本都是照搬了西方的模式，在其实施运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这表现为:“党派林立，党争不休，原则模糊，独立依附，惟利是趋，本性使然，党中见党，派复有派，分和无常，脱党跨党，进出自由，党德败坏，因人而党，主义无别，政见雷同”，甚至同一人同时为两党甚至多党的成员等等。所以，至终，他们也未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
眼下的中国如果实行政党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什么呢？首先，在政治结构上，中国眼下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德、日的现代化道路启示我们，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近代中国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由于是由地方汉族势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导而缺乏中央集权统一领导而失败；另一个更重要的后果是，由于汉人地方势力是以武力而坐大，这就为以后的军阀政治种下了种子。因此，地方主义削弱了近代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必须的中央政府的权威。
其次在经济结构上，眼下的中国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基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归为两种，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
英美模式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社会力量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日益强大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日益强大，作为社会力量主导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发生变迁。德、日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现代化和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事实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缺乏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土壤。英美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阶级力量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眼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软弱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民初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之主导力量的现实，也决定了它无法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政治上造成一个强固的核心势力。
第三，在思想观念，时下的中国政治家门的观念与时机脱节。政党政治，民主选举是最终的目标，但是在一个国家不统一，政治经济都不强大的前提下，盲目追求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模式，实行分权而非集权模式，结果分权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缺位和权威的丧失，继而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失败。
李默涵说道：“眼下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有强大权威的中央政权，集合全部的力量做好一件事或者几件事。独裁也许有很大的弊端，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却能发挥出高效率的优势。”
蒋方震说道：“既然你说独裁也有好的一面，那袁世凯想要称帝，想要乾纲独断，你为什么又不支持呢？”
李默涵说道：“百里你去过日本，应该知道日本那样的国家，其实他们百姓的税赋不必中国的百姓少。可他们为什么那么狂热地拥护他们的政府？因为日本的统治者不是某个家族或某个集团以谋取私利为目的。他们为的是日本扩张的理想，国家强大了，它的国民自然能从中得到好处。而袁世凯呢？对内用强，对外丧权辱国，这样的人要再成为全国的独裁者，那中国的前途就彻底一片黯淡了。”
蒋方震想了想，点头道：“有道理，一个统治者只想着为自己的家族或者小集团谋利，那么就会忽略百姓的感受。统治者不爱自己的人民，人民自然不会爱戴统治者，继而认为这国家与自己无关，只是皇帝家的。长期以往，人民就不会热爱自己的祖国。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就无法培养出国家意识。而国家意识的缺失，一直是中国的大问题。”
龚自珍是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词作者。他有个儿子叫龚半伦。说起这龚半伦，他果真是个人才，听说在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做了英国公使的翻译，并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在后世，英语四级的大学生都未必能说上几句完整的英语句子。一百多年的龚半伦就能担任外交翻译了，这人的才智肯定不差。
不过，据说这龚半伦在代表英国与清朝恭亲王谈判的过程中是百般刁难，一点脸也不给，最后恭王怒骂：“你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
龚半伦大义凛然地回答：“我父亲不得入翰林，我穷到靠外国人糊口，朝廷于我龚氏，何恩之有？！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你们堵死，还被尔等贪官盘剥的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李默涵对蒋方震的补充很是赞同，他说道：“百里，你说的不错，这就是国家意识，这种意识能使每个人找到归属和方向，让民族团结，让国家富强。”
蒋方震又补充道：“但是眼下，我们的教育存在缺陷，灌输的我们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所谓地大物博的广阔疆域。这些当然十分必要，对国家的认同，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由此生长。但对国民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却语焉不详。比如日本，他们从小就教育国民，日本是个岛国，资源少，人口多，日本想要生产下去，就必须对外扩张。”
李默涵对蒋方震才能的赏识更进一步，他说道：“你说的不错。没有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国家意识的国民，不可能成为一个爱国者。培养国家意识就是培养国民对民族、对传统文化、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归属感。只有树立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才能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蒋方震心潮澎湃，他说道：“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我的思路一下就清晰了。首先，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后集中全部力量建设国家和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只有到了于内人民富足，于外能抵御外虏之后，才能谈其他。”
李默涵扶着蒋方震的肩膀，说道：“能有这样眼界的人，放眼全国都没有几人，所以我才花了大力气把百里你从袁世凯那里挖过来。现在，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吗？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之梦。”
蒋百里双脚并拢，用力踏地，啪的敬了一个礼，“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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