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扩大影响
作为一个后起且组织严密的政党，国家党需要一个机遇，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自己的名气。很快，这个机遇就送到了国家党的面前，那就是老西开事件。
事情的缘由要追溯到1861年的时候，天津法租界成立于1861年，初期范围包括海河西岸、紫竹林村附近的439亩土地，西南面以海大道为界。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法国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天津，11月20日，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宣布，天津法租界向西南方扩展到墙子河（今南京路），使该租界面积扩展了4倍，达到2360亩。一年多以后，1902年法国试图再次拓展天津法租界，法国驻天津领事罗图阁照会天津海关道唐绍仪，要求将墙子河西南方，面积达4000亩的老西开地区划入法租界，唐绍仪不予理会，未作答复。
不久以后，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成功地越过墙子河，向西南方扩展，直到海光寺大道，得到面积为3928亩的推广界使天津英租界的总面积达到6149亩。因此，天津法租界受此激励，仍在等待机会，继续向西南方扩展。
1912年，梵蒂冈教廷颁发诏书，宣布从直隶北境代牧区分设直隶海滨代牧区，主教府设在天津三岔河口的望海楼教堂。首任主教杜保禄（法国遣使会会士）认为望海楼教堂地处天津旧市区，不便于今后扩展，于是在紧邻天津法租界西南面的老西开地区购买了一片沼泽洼地，兴建新的主教座堂——西开教堂，并在教堂附近陆续开办了西开小学、若瑟小学、圣功小学、若瑟会修女院法汉学校（今21中学）和天主教医院（今妇产科医院），形成一大片教会建筑群。教堂本身位于华界，大门正对着天津法租界内的福煦将军路（滨江道）。教堂侧面是同时建造的法汉学校（现为天津第二十一中学），后面是教会医院（现为天津妇产科医院）。
1913年8月，西开教堂破土动工，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声称保护教堂，派巡捕进驻该地区。天津警察厅在华法交界墙子河上，从法租界通往老西开所必经的张庄大桥（木桥）派遣9名警察驻守。这样，在老西开地区形成中法两国警察相互对峙的局面。
对峙局面维持一年后，1914年7月，法国驻天津领事宝如华致函直隶交涉署，主张由于中国方面未答复法国领事的照会，后来对法租界在老西开派设巡捕、修筑道路也未提出异议，即表示中国方面已经默认了老西开地区为法国推广租界，因此要求中国方面撤走警察。对此直隶交涉署予以反驳。
1915年9月，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在老西开地区散发传单，要求当地居民向租界当局纳税。
1916年6月，老西开主教座堂及其附属建筑全部竣工，教会机构正式迁入。法租界工部局遂在教堂前方今独山路、营口道和西宁道之间近50亩的三角地带安插法国国旗，设置界牌，表示此地已划入法租界，并派安南（越南）兵把守。中国官方未作明确表态。10月17日，法租界工部局向直隶省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让出老西开。
10月20日晚，法国驻津领事带领法租界巡捕和安南兵，将驻守张庄大桥的中国警察缴械拘禁。
国家党党员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时机，发动天津市民进行大规模抗议活动。10月21日，维持国权国土会发动数千人举行示威，赴直隶省公署、交涉署和省议会请愿。国家党的党旗和中国的五色国旗一起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上飘扬。
10月23日，天津商会决议，抵制法国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抵制法国货，并请政府致电法国政府，要求撤换法国驻华公使。10月25日，八千余名各界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与法国断绝贸易，中国货不售与法国等。
中国政府最初准备与法国妥协，准备接受法国占据老西开的现实。但是随着天津的反法运动日趋激烈，外交部长陈提出辞职。10月29日，代理外交次长夏诒霆在直隶交涉署接见示威者代表时，由于发表批评意见遭到围攻，不久也被撤换。
11月12日，法租界内法商仪品公司、等工厂的工人、夫役、人力车工人、女佣工、职员群起罢工，罢工总人数达到1400人，罢工时间持续4个月，致使法租界陷于瘫痪，电灯厂停电，道路、垃圾无人清扫。同时，居住在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商人也掀起迁居华界的运动。
由于在华法国商人损失惨重，而法国正全力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干预东方事务。当时欧洲战场的主战场又回到了西线，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几乎集结了英法和德国全部的力量。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以其地狱之火，使双方都流尽了鲜血。1916年英国和法国在西线损失达120万人（各种类型的损失总和）。德国损失80万人。从协约国的观点看，血不完全是白流的。
鲁登道夫后来部分地出于自我开脱写道：1916年使西线德军“完全精疲力尽”。法尔肯海恩这个消耗战的鼓吹者，成了自己战略的牺牲品。8月下旬他被解除了参谋总长的职务，新近在东线接连获胜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接管了指挥权。
有鉴于此两次战役的巨大损失，再加上法国政府意识到并不能靠吓唬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更多，于是态度也软了下来。
法国政府电令驻华公使尽快结束老西开事件。于是法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暂时维持原状的要求，并且请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爵士出面调停。中国政府没有正式加以接受，双方也未达成任何协议，老西开问题继续成为中法两国之间的悬案，老西开地区在事实上仍长期维持中法共管局面。
虽然老西开事件并没有真正完全的解决，但是国家党却实实在在地出了一次风头。接下来，李默涵又在英法在中国招募华工的事件上为国家党大声吆喝。
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史上被称作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飞机，坦克，潜艇，水雷，毒气弹等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出现在战场，其强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很快让自认为强大的英法联军感觉到兵力和劳力的短缺，他们开始从各自的殖民地招募大批的外籍士兵，而劳动力丰富的中国也早早被盯上了。
1915年底，一位号称是来中国进行农业开发的法国人来到北京，他用农业技师掩盖的真实身份是法国陆军部中校，名叫陶履德（truptil）。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北洋政府展开秘密谈判，试图从中国招募劳工去欧洲战场。因为当时中国仍自命为中立国，北洋政府不愿开罪德奥等国，谈判只能秘密进行。抱着参与国际事务的雄心，北洋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专门处理招募事宜的惠民公司1916年5月在北京挂牌成立，它分别在天津，浦口，青岛和香港设立办事处，招募及运送华工。
法方的初期目标是招募20万华工，但因天津惠民公司克扣华工费用，以及法国试图武力抢占天津老西开，引起民怨，使其最终只招募了万人。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则凭借其在山东威海卫的租借地，并利用教会网络，静悄悄地在山东、河北等地展开招募工作，最后共招募万人。另外，俄国也在中国东北、山东等地招募劳工，前往欧洲东线战场，总人数具体不详，但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中团的华工即有5万人之多。
作为穿越者，李默涵是知道这些远赴欧洲战场的华工的实际生存状态有多难。自1916年，山东首批华工2500人从青岛登船前往欧洲开始，山东和直隶河南等省份陆续有近二十万劳工前往欧洲，仅潍县附近就有两千多人的一战劳工，其中死亡失踪的就有五百人。
可是到了一战后期，由于大批法国男人死在了战场上，造成法国劳动力的大量短缺。法国的港口火车站等几乎所有的物资集散地点的吊车司机都是中国劳工，除了在承担修路构建工事掩埋尸体这些“苦力”活之外，华工还大量的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工厂内，弹药厂，机械厂，汽车机车厂，乃至坦克厂都有华工的身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法国的工厂里掌握了娴熟的技能，成为一个个的技师，或是由于参与修筑工事，修路造桥而成为工程建筑方面的行家里手。这对极度缺乏技术人才的中国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一方面，李默涵命令段庆熙、王士骅作为专员和英国人法国人谈判，为华工争取到更好的待遇，至少是合同上的。同时，李默涵还暗中派军情处的特工以及外派的国家党政工人员把所有的山东籍华工组织起来，成立华工工会。如果条件允许，还要在华工中间建立国家党的党支部。最后，李默涵干脆表示，只要是加入了国家主义党的华工，家里人由国家党党组织负责照顾，经费全部由督军府承担。
这条政策一出，不光是山东的华工动心，就连外省的华工也纷纷表示要加入国家党，尽管这些文化层次很低的劳工根本分不清加入国家党和加入某个江湖帮派的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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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缘由要追溯到1861年的时候，天津法租界成立于1861年，初期范围包括海河西岸、紫竹林村附近的439亩土地，西南面以海大道为界。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法国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天津，11月20日，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宣布，天津法租界向西南方扩展到墙子河（今南京路），使该租界面积扩展了4倍，达到2360亩。一年多以后，1902年法国试图再次拓展天津法租界，法国驻天津领事罗图阁照会天津海关道唐绍仪，要求将墙子河西南方，面积达4000亩的老西开地区划入法租界，唐绍仪不予理会，未作答复。
不久以后，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成功地越过墙子河，向西南方扩展，直到海光寺大道，得到面积为3928亩的推广界使天津英租界的总面积达到6149亩。因此，天津法租界受此激励，仍在等待机会，继续向西南方扩展。
1912年，梵蒂冈教廷颁发诏书，宣布从直隶北境代牧区分设直隶海滨代牧区，主教府设在天津三岔河口的望海楼教堂。首任主教杜保禄（法国遣使会会士）认为望海楼教堂地处天津旧市区，不便于今后扩展，于是在紧邻天津法租界西南面的老西开地区购买了一片沼泽洼地，兴建新的主教座堂——西开教堂，并在教堂附近陆续开办了西开小学、若瑟小学、圣功小学、若瑟会修女院法汉学校（今21中学）和天主教医院（今妇产科医院），形成一大片教会建筑群。教堂本身位于华界，大门正对着天津法租界内的福煦将军路（滨江道）。教堂侧面是同时建造的法汉学校（现为天津第二十一中学），后面是教会医院（现为天津妇产科医院）。
1913年8月，西开教堂破土动工，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声称保护教堂，派巡捕进驻该地区。天津警察厅在华法交界墙子河上，从法租界通往老西开所必经的张庄大桥（木桥）派遣9名警察驻守。这样，在老西开地区形成中法两国警察相互对峙的局面。
对峙局面维持一年后，1914年7月，法国驻天津领事宝如华致函直隶交涉署，主张由于中国方面未答复法国领事的照会，后来对法租界在老西开派设巡捕、修筑道路也未提出异议，即表示中国方面已经默认了老西开地区为法国推广租界，因此要求中国方面撤走警察。对此直隶交涉署予以反驳。
1915年9月，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在老西开地区散发传单，要求当地居民向租界当局纳税。
1916年6月，老西开主教座堂及其附属建筑全部竣工，教会机构正式迁入。法租界工部局遂在教堂前方今独山路、营口道和西宁道之间近50亩的三角地带安插法国国旗，设置界牌，表示此地已划入法租界，并派安南（越南）兵把守。中国官方未作明确表态。10月17日，法租界工部局向直隶省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让出老西开。
10月20日晚，法国驻津领事带领法租界巡捕和安南兵，将驻守张庄大桥的中国警察缴械拘禁。
国家党党员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时机，发动天津市民进行大规模抗议活动。10月21日，维持国权国土会发动数千人举行示威，赴直隶省公署、交涉署和省议会请愿。国家党的党旗和中国的五色国旗一起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上飘扬。
10月23日，天津商会决议，抵制法国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抵制法国货，并请政府致电法国政府，要求撤换法国驻华公使。10月25日，八千余名各界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与法国断绝贸易，中国货不售与法国等。
中国政府最初准备与法国妥协，准备接受法国占据老西开的现实。但是随着天津的反法运动日趋激烈，外交部长陈提出辞职。10月29日，代理外交次长夏诒霆在直隶交涉署接见示威者代表时，由于发表批评意见遭到围攻，不久也被撤换。
11月12日，法租界内法商仪品公司、等工厂的工人、夫役、人力车工人、女佣工、职员群起罢工，罢工总人数达到1400人，罢工时间持续4个月，致使法租界陷于瘫痪，电灯厂停电，道路、垃圾无人清扫。同时，居住在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商人也掀起迁居华界的运动。
由于在华法国商人损失惨重，而法国正全力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干预东方事务。当时欧洲战场的主战场又回到了西线，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几乎集结了英法和德国全部的力量。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以其地狱之火，使双方都流尽了鲜血。1916年英国和法国在西线损失达120万人（各种类型的损失总和）。德国损失80万人。从协约国的观点看，血不完全是白流的。
鲁登道夫后来部分地出于自我开脱写道：1916年使西线德军“完全精疲力尽”。法尔肯海恩这个消耗战的鼓吹者，成了自己战略的牺牲品。8月下旬他被解除了参谋总长的职务，新近在东线接连获胜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接管了指挥权。
有鉴于此两次战役的巨大损失，再加上法国政府意识到并不能靠吓唬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更多，于是态度也软了下来。
法国政府电令驻华公使尽快结束老西开事件。于是法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暂时维持原状的要求，并且请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爵士出面调停。中国政府没有正式加以接受，双方也未达成任何协议，老西开问题继续成为中法两国之间的悬案，老西开地区在事实上仍长期维持中法共管局面。
虽然老西开事件并没有真正完全的解决，但是国家党却实实在在地出了一次风头。接下来，李默涵又在英法在中国招募华工的事件上为国家党大声吆喝。
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史上被称作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飞机，坦克，潜艇，水雷，毒气弹等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出现在战场，其强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很快让自认为强大的英法联军感觉到兵力和劳力的短缺，他们开始从各自的殖民地招募大批的外籍士兵，而劳动力丰富的中国也早早被盯上了。
1915年底，一位号称是来中国进行农业开发的法国人来到北京，他用农业技师掩盖的真实身份是法国陆军部中校，名叫陶履德（truptil）。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北洋政府展开秘密谈判，试图从中国招募劳工去欧洲战场。因为当时中国仍自命为中立国，北洋政府不愿开罪德奥等国，谈判只能秘密进行。抱着参与国际事务的雄心，北洋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专门处理招募事宜的惠民公司1916年5月在北京挂牌成立，它分别在天津，浦口，青岛和香港设立办事处，招募及运送华工。
法方的初期目标是招募20万华工，但因天津惠民公司克扣华工费用，以及法国试图武力抢占天津老西开，引起民怨，使其最终只招募了万人。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则凭借其在山东威海卫的租借地，并利用教会网络，静悄悄地在山东、河北等地展开招募工作，最后共招募万人。另外，俄国也在中国东北、山东等地招募劳工，前往欧洲东线战场，总人数具体不详，但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中团的华工即有5万人之多。
作为穿越者，李默涵是知道这些远赴欧洲战场的华工的实际生存状态有多难。自1916年，山东首批华工2500人从青岛登船前往欧洲开始，山东和直隶河南等省份陆续有近二十万劳工前往欧洲，仅潍县附近就有两千多人的一战劳工，其中死亡失踪的就有五百人。
可是到了一战后期，由于大批法国男人死在了战场上，造成法国劳动力的大量短缺。法国的港口火车站等几乎所有的物资集散地点的吊车司机都是中国劳工，除了在承担修路构建工事掩埋尸体这些“苦力”活之外，华工还大量的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工厂内，弹药厂，机械厂，汽车机车厂，乃至坦克厂都有华工的身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法国的工厂里掌握了娴熟的技能，成为一个个的技师，或是由于参与修筑工事，修路造桥而成为工程建筑方面的行家里手。这对极度缺乏技术人才的中国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一方面，李默涵命令段庆熙、王士骅作为专员和英国人法国人谈判，为华工争取到更好的待遇，至少是合同上的。同时，李默涵还暗中派军情处的特工以及外派的国家党政工人员把所有的山东籍华工组织起来，成立华工工会。如果条件允许，还要在华工中间建立国家党的党支部。最后，李默涵干脆表示，只要是加入了国家主义党的华工，家里人由国家党党组织负责照顾，经费全部由督军府承担。
这条政策一出，不光是山东的华工动心，就连外省的华工也纷纷表示要加入国家党，尽管这些文化层次很低的劳工根本分不清加入国家党和加入某个江湖帮派的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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