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打击绅权
1916年的4月到5月间，南北双方基本都停止了军事行动，开始了一轮漫长的电报谈判战，在此期间，又放生了陕西独立事件。
在北方，陕西是北中国唯一独立的省份，不过却是反袁运动中一幕丑剧，独立成为地方军阀争权夺利的手段，为首的人便是李默涵在陕西追击白朗时认识的陈树藩。
在白朗入陕时，陕西将军陆建章就是赖陈树藩这员战将保卫西安，当陕西民军纷纷起义反袁时，陈树藩的部队与各路民军早有联络，因此引起陆建章的猜疑，把陈由陕北调赴陕南，陈就举起反袁大旗，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第一旅旅长）自告奋勇，统率所部击陈，不料在富平一战，这位陆大少爷竟被陈树藩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
陈树藩就把陆承武当作人质，胁迫陆建章宣布独立，陆建章表示愿意自动离开陕西，于是陈树藩乃发表独立通电：“树藩以辛亥以來，民力枯竭，不忍发生战事，重困吾民，力持镇静，数月于兹，乃南北协商，久无效果，而陕民对陆督军之贪暴行为，积怨久深，一发莫遏，致郡邑连陷，远近骚然，加以陆部所至，扰乱更甚，同种相残，殊悖人道，树藩情不获已，因于月之九日在陕北蒲城以陕西护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期促和议之进行，谋吾陕之治安，风声一树，义旅全归，今已驻军三原，与陆军切实交涉，令将所部军队缴械退出陕境，陆已承认，树藩明日即进驻西安受降，预备建设一切！”
陈树藩就任陕西护都督后，就把自己所称陕西护总司令一职让给陆承武，5月20日陆建章离开西安时，就把他在陕西将军三年任内所搜括的几十箱财物带走，才出了西安城，就被陈树藩所属的部队劫去，后來由陈树藩亲自出面才追回了一部分，并且派兵护送陆出境。
在山东，居正发布通电：“孙中山先生、唐少川先生、肇庆岑云阶先生、云南唐都督、贵州刘都督、广西陆都督、浙江吕都督、四川蔡总司令、百色李总司令公鉴：戎事方始，南服粗定，挞伐未张，凶逆无恙，和议屡传，日月坐荒，辜中原父老之望，灰海内壮士之心，纵使和平解决，草率就事，豺狼虽去，狐狸犹存，共和之实不举，革命之祸无穷，内讧屡起，元气愈伤，一时姑息，万劫难复，怅望來兹，能无泣下，今我师崛起青齐，逼近京国，暂住潍邑，屡下名城，士有死心，人无生志，奖率三军，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区区之忱，当希鉴察，驻潍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叩！”
另外一方面，由于看到护声势浩大，原來属于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序列的吴大洲忽然改换了旗号，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山东护，自己自称山东护都督，据说是桃花山遭遇战的失败和薄子明被俘之后，吴大洲被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内部的人追责，吴大洲一气之下就改换了门庭。
随后吴大洲也以山东护都督的名义发出通电：“袁贼肆虐，祸我国家，摧挫民权，攘窃神器，普天同愤，万众离心，吾人亡命异域，尝胆卧薪，历有年所，奈贼禄未尽，天命难谌，空拳徒张，大勋未集，兹幸贼恶贯盈，皇天悔祸，亿兆同声，杀贼护国，吾人恫瘝桑梓，蒿目时艰，奖帅三军，廓清妖孽，誓使海表雄邦，再睹天日，东亚圣域，重现文明，上报国恩，下尽天职，原非得已，岂曰佳兵，凡我同胞，允宜共谅，谨此露布，山东护都督吴大洲，歌，印！”
不过，就像当初武昌起义时把黎元洪拉出來当首领一样的幼稚，革命党人这次又把宝押在了已经几乎穷途末路的山东都督靳云鹏身上，他们要求靳云鹏发布通电，宣布山东独立反袁。
靳云鹏龟缩在武定府内，见民军力量极大，不敢拒绝，乃用缓兵之计，他伪称极赞成倒袁，但山东不能和云南、贵州相比，何况地理上又不毗连，沒有独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复，山东全省军政界人物就以总辞职來对付袁，当前为了地方安靖，民军应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军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见。
靳云鹏在北洋军系中，和冯国璋、段祺瑞有密切关系，甚至是段祺瑞皖系的四大金刚之一，洪宪帝制后，他们都对袁离心离德，当山东民军力量逐渐强大后，遂借此致电劝袁世凯辞职让贤，如果沒有满意答复，只好宣布独立，5月29日袁召靳云鹏入京讨论退位问題，靳云鹏奉命即行，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改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这一來山东的独立就流产了。
当消息传到济南、徐州的时候，李默涵不得不佩服革命党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些革命党，真是上不完的送死当啊。”李默涵一面嘲笑革命党的幼稚，一面让秘书处发电报给蒋方震、肖文龙和马迁安等部，命令他们就地驻扎，停止军事行动，并在当地积极地、全面地开展、废除厘金、三七五减租和土地赎买以及修筑公路等措施。
在体制下的高效率立刻体现了出來，行政命令通过逐级下派，很快就落实到每个执行单位，但是，在这样的模式下，不免产生一些执行方式上的简单粗暴化倾向。
“乡民暴动，为了迁坟。”果然，不久之后，李默涵就收到了济南肖文龙发來的电报，说周村发生了因为修公路要迁走百姓祖坟引发的群体件。
道路施工基本建设水利河工城镇规划都不可避免的涉及拆迁占地，有时要占用耕地，有时需要迁走一些坟墓，俗话说活人都好说话，唯独死人难办，在商丘和徐州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商丘是李默涵经验多年的老巢，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政府的威信也高，而且迁移的新墓地都是好风水的新址，都是几名有声望的风水先生联合选定的，所以一般能顺利的处理好这事，徐州、海州一带，则因为是国家党控制的核心区域，对此一般采取软硬两手，一方面采取强硬的手段，一方面辅以其他工作，加上优惠的补偿措施，一般都能很好的解决，但是类似山东周村这些新到手的地盘，这种工作的开展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同时，如果只是周村一处两处的还不至于引起李默涵的重视，问題是这次事件闹大了，周村附近博山、长山、张店等地的民众聚集了数万人，包围了施工的建筑队和民工的驻地，甚至还捣毁了新修建的路基，桥梁涵洞，工地上囤积的钢材、水泥等一些物资也被哄抢，很多挖掘机、卡车也被损毁。
可是造成这次事件的导火索并不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迁坟，而是附近村人怕公路的开掘破坏了祖坟的风水，更严重的是，事态发展到后來，演变为破坏胶济铁路铁轨的破坏活动。
好在肖文龙学足了李默涵的铁腕手法，出动军队抓捕了一些闹事的首恶后，迅速的平息了骚乱，其实所谓“暴民”除了极少数的领头闹事的骨干分子，绝大部分是裹挟而來的普通民众，当然不排除其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捞点好处的心思，不过，根据军情处鲁明送來的报告，这次群体件是有人在背后挑唆的，就手头已经掌握的情报來看，周村、博山、长山一带的绅士大多参与其中，国家党在山东执行的三七五减租、土地赎买、废除厘金等制度，不同程度地触犯了这些绅士的权益。
总体而言，明清两代地方基层的控制权掌握在绅权那里，之所以清末绅权突然得以跋扈却是与绅权近代的三次大扩张就开始于那个时期。
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清朝的八旗绿营军无能，只得依靠各地士绅办理保甲民团，绅权迎來第一次大发展，南方甚至出现了绅士的地方割据势力，北方差点，但各地的车马局急工局等地方政权机构都被绅士控制，乃至田赋开征也有绅士设局控制，这还是在北方绅权弱于南方的局面的情形。
清末的自治运动和立宪运动使得绅权迎來了其法律上的地位和作用，1908年，清廷颁布法律，城镇乡的学务卫生道路水利农工商务慈善公共事业，自治经费的征收使用以及个地方俺习惯原委诸绅董处置的事务一概属于自治范围，由绅士自治。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绅权摆脱了最后一道枷锁的限制，即皇权的限制，达到了顶峰，所谓地方基层的政权，族权，绅权，夫权其实是四权合一为绅权，政权由绅士把持，族权同样如此，而夫权可能只有绅士有资格享有夫权，当然作为政权族权的代理人，绅士也是监督夫权的执行者。
清末民初，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已完全被绅士控制，当时，一县分为若干乡，一乡分为若干图，各乡置乡董一名乃至二三名，各图设图董一名至二名，乡董、图董概由地方绅士中选出，呈请县令委任，桥梁道路的修筑、水利工程的修建、慈善事业的经营，随时由图董协议，得乡董的同意而执行。
无利不起早”，无论官权绅权都为的是私利，地方自治事务中善堂，积谷，修路，造桥，办学等但凡有利可图的事务照例由绅士担任，属于非常事务的，如开办乡民团，救灾赈济，丈量土地，举办捐税，处置摊派之类事务也非得绅士领导不可，负担归民众，利益官绅合得。
但是，李默涵所奉行的国家主义，主要的执政手段或者说政治观点，就是强化政府职能，有国家统一安排各种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强化主干，弱化枝叶，强化官权，弱化绅权，无论是三七五减租、土地赎买后的再分配或者是建立生产兵团式的国营农场，无一例外都是强化国家机器对人民的直接控制，这就直接触犯了一直以來与官权争夺阵地的乡间绅士们的利益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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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陕西是北中国唯一独立的省份，不过却是反袁运动中一幕丑剧，独立成为地方军阀争权夺利的手段，为首的人便是李默涵在陕西追击白朗时认识的陈树藩。
在白朗入陕时，陕西将军陆建章就是赖陈树藩这员战将保卫西安，当陕西民军纷纷起义反袁时，陈树藩的部队与各路民军早有联络，因此引起陆建章的猜疑，把陈由陕北调赴陕南，陈就举起反袁大旗，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第一旅旅长）自告奋勇，统率所部击陈，不料在富平一战，这位陆大少爷竟被陈树藩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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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由于看到护声势浩大，原來属于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序列的吴大洲忽然改换了旗号，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山东护，自己自称山东护都督，据说是桃花山遭遇战的失败和薄子明被俘之后，吴大洲被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内部的人追责，吴大洲一气之下就改换了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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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果只是周村一处两处的还不至于引起李默涵的重视，问題是这次事件闹大了，周村附近博山、长山、张店等地的民众聚集了数万人，包围了施工的建筑队和民工的驻地，甚至还捣毁了新修建的路基，桥梁涵洞，工地上囤积的钢材、水泥等一些物资也被哄抢，很多挖掘机、卡车也被损毁。
可是造成这次事件的导火索并不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迁坟，而是附近村人怕公路的开掘破坏了祖坟的风水，更严重的是，事态发展到后來，演变为破坏胶济铁路铁轨的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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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明清两代地方基层的控制权掌握在绅权那里，之所以清末绅权突然得以跋扈却是与绅权近代的三次大扩张就开始于那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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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自治运动和立宪运动使得绅权迎來了其法律上的地位和作用，1908年，清廷颁布法律，城镇乡的学务卫生道路水利农工商务慈善公共事业，自治经费的征收使用以及个地方俺习惯原委诸绅董处置的事务一概属于自治范围，由绅士自治。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绅权摆脱了最后一道枷锁的限制，即皇权的限制，达到了顶峰，所谓地方基层的政权，族权，绅权，夫权其实是四权合一为绅权，政权由绅士把持，族权同样如此，而夫权可能只有绅士有资格享有夫权，当然作为政权族权的代理人，绅士也是监督夫权的执行者。
清末民初，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已完全被绅士控制，当时，一县分为若干乡，一乡分为若干图，各乡置乡董一名乃至二三名，各图设图董一名至二名，乡董、图董概由地方绅士中选出，呈请县令委任，桥梁道路的修筑、水利工程的修建、慈善事业的经营，随时由图董协议，得乡董的同意而执行。
无利不起早”，无论官权绅权都为的是私利，地方自治事务中善堂，积谷，修路，造桥，办学等但凡有利可图的事务照例由绅士担任，属于非常事务的，如开办乡民团，救灾赈济，丈量土地，举办捐税，处置摊派之类事务也非得绅士领导不可，负担归民众，利益官绅合得。
但是，李默涵所奉行的国家主义，主要的执政手段或者说政治观点，就是强化政府职能，有国家统一安排各种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强化主干，弱化枝叶，强化官权，弱化绅权，无论是三七五减租、土地赎买后的再分配或者是建立生产兵团式的国营农场，无一例外都是强化国家机器对人民的直接控制，这就直接触犯了一直以來与官权争夺阵地的乡间绅士们的利益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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